今天，距离地震发生已经9天。我却从前天才开始关注这次灾难。

5月10号，我回京的第二天，在觥筹交错中接到电话，被告知公公突然高烧，急诊，住院。

5月12号，地震当天。我在妇联听于丹的讲座，两秒种的眩晕，我在想，还是不能不吃早饭。

然后，关于地震的报道和公公的病情以同样的速度和力度钻进我的脑袋，而我的理智、感情、和全部精力统统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对后者的关注，地震，在我的世界里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几天的高烧不退，频繁的换药，却依然不见一点点好转的征兆。当我知道公公因为对所有皮试的抗菌药过敏，而不过敏的药没有效的时候，我开始不能抑制地大哭。在医院的走廊上，旁若无人。宣武医院说，如果现在的药再不管用，只能冒险用他皮试阳性的药。我开始发慌，害怕，就像下一秒就会失去他。

我白天在医院，陪公公说话，和他调侃，开他玩笑，离开医院的一瞬间，我就开始流泪，我满脑子都是公公穿着病号服，打着点滴，插着氧气管，心事重重的样子……满脑子又是他在家挥舞着拳头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叫着“心肝儿”的样子……满脑子还是他说妈妈看完我的博客哭着到他跟前，害他以为我出事了担心的样子……那辆出租车上，我从抽泣到痛哭，司机师傅说：姑娘，这么哭要哭坏身子，哭不解决任何问题，要去想办法。

我找我认识所有学医的同学朋友，我求他们帮我找专家。我拿着所有的化验结果和CT, X光片一天跑4家医院，问放射科、问呼吸科，我终于知道了如果新药依旧不管用还有办法，面对宣武医生的“不确定、不知道、再看看、再观察”这些话，我也不再发慌，我和他们讨论治疗方案,我向他们质疑药物是否安全，我跟他们提出皮试的假阳性，我可以参与意见，而不只是被通知用什么药，再被通知药无效。医生终于又做了皮试，结果，阴性。

我去雍和宫和戒台寺，我跪遍了所有的蒲团，我给所有的菩萨罗汉磕头，我把香插满了所有的香炉香案，我求菩萨保佑公公，保佑新药管用，保佑公公赶快退烧，保佑公公闯过这次难关，健康地回到我们身边。公公是个至善至孝的大好人，求菩萨保佑，给他多几年的时间享受人间，求菩萨给我们多几年的时间在一起，让我陪伴他，照顾他，孝顺他，求菩萨给我们多几年的时间准备离别……我跟每一个菩萨说同样的话，我知道人世间苦难太多，菩萨忙不过来，我祈求哪怕只有一个菩萨听到我的祷告也好……

从戒台寺回来的第二天，公公又换了新药，第一天依旧高烧，第二天突然开始好转……第三天，第四天，今天是第五天……刚刚放下电话，37度2……谢天谢地。

当家里有亲人的生命受到威胁，我实在无法再关注其他，我丝毫没有什么“大局意识”、“政治意识”。我可以想象，如果我现在正在北京工作，我已经犯了多少错误，我想不起来捐款，我请假不上班，我把灾区人民完全的忘记了。

所以，我看到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，失去了亲人的人依然工作，敬佩之余，我真的不能理解。我以凡人之心度英雄之腹，你怎么可能还神智清醒，你怎么可能还参加央视的活动……中国式的英雄主义，无一不是牺牲奉献，无一不是舍己为人，这样的宣传，这样的教育，让人们在灾难面前必须表现出一种近乎违背人性的，“神化”般的坚持。如果你表现地像个人，你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能自拔，你因为巨大的悲痛无心工作，你因为担心失去联系的家人离开灾区，离开前线去寻找他们，那么，你会觉得自己做错了，你会抬不起头，你会为自己没有“大局意识”而惭愧。灾难当前，谁敢“临阵逃脱”？谁敢提出去找自己的孩子？刚刚的央视直播中，主播说：“如果一边是被掩埋的亲人，一边是等待救援的群众，你会怎么选择？”有多少人能挺直腰杆说，我要我的亲人。我们看到满屏幕的英雄，神，救世主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。

这次地震，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的快速反应得到了国际的一致认可，我为震区的温家宝心疼，我被雨中的张泉灵感动。我也注意到了在地震之后的几个小时，CCTV在播报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新闻宣传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，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，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，坚持团结稳定鼓劲、正面宣传为主，大力营造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、迎难而上、百折不挠的社会氛围，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、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。”

我明白中国铁一般的新闻框架，却没想到“正面宣传为主”这样的指示会在新闻联播和新华网上如此“明目张胆”的出现，我一直以为，这种“政府导向”只会以一种官方和媒体之间的心照不宣，或者充其量是内部传达的方式存在，却想不到会这样昭然于世。如果借苏钥基对《苹果日报》“完全市场导向”的定义，所谓“完全”，即是彻底、全面、公开，且为之自豪，那么，中国媒体便是不容置疑的“完全政府导向”。

CCTV对这项指示落实的很到位，每天10几个小时的直播，极尽煽情之能事，我几乎看一次电视哭一次，电视里出现最多的词是“英雄”、“奇迹”，报道最多的，是政府官员的体贴爱民，是人民军队的彻夜拯救，是为了保护学生牺牲的老师，是为了挽救孩子死去的母亲……全中国沉浸在一片哀嚎，我们的世界里只剩地震这一件事。然而，看着画面中的村民、孩子在接受采访的第一句话均是“感谢政府，感谢党”，听了3次之后，我开始很不厚道地好奇：灾难之中，拯救你的人民，挽救人民的生命，这不是一个执政党应该做的么？这不是一个人民政府当然的职责么？如果说他们的感恩不是被教导的，而是肺腑之言，那似乎更让人悲戚，我们的政府、官员总是高高在上，我们的民众习惯了将他们仰望，所以在他们行使职责，履行责任，公事公办的时候，竟然受到了如此多的感谢，竟然被这样广而告之地报道。

当然，这也许是体制的问题，在同样的体制内，这次地震中让人欣慰的进步远远比不足要多。伤亡人数的同步播出、震级的修订、国家哀悼日的设立、三分钟的举国默哀、关于遗体的处理、医疗救助甚至涵括了心理救援……这一次，国家行为终于走在了民众呼吁的前面。

正因如此，我在天安门看到了民众自发的呼喊，我听到《爱的奉献》中一声声动情的“追加七千万”……2008年，中国是不是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，地震之后，萨科齐的悼念似乎开始融化中法两国政府和民众心中的冰，日本救援队的到来似乎增添了那么一点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，如此时刻达赖依然在欧洲巡讲他的“人权宣言”，这样的不识时务遭到了德国媒体的反感……我实在不敢说地震是中国的救星，但这次巨大的灾难确实洗涤了中国的外交关系，也澄净了中国人民的心灵。不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，所有对中国的指责和不满都停止了，所有对中国挑剔的眼神，都被温柔、善意的救助和问候替代。

悲痛的话这几天说了太多，也听了太多。灾难让我们失去，所幸也有所获得，08年一次次的磨难让华人的凝聚力做着不断的聚合，也终于在这次巨大的悲恸中最大化地爆发，这是令人安慰的大幸，这样的快刀乱麻，让中国可以在腹背受敌中良性循环、重新出发。

祝福公公，祝福祖国，请你们都一定一定好起来。国灾家难，我们坚强闯关。

還有3000字的論文沒寫，明天deadline，卻實在想寫日記，不吐不快。

是的，說話我就要畢業了。

最後的論文，是最不會講課的CS的那篇individual，我遲遲不愿意動筆，非要拖到最後最後才寫，因為寫完了，我在中大的學習就結束了。時間過得太快，讓人不忍面對。像小強的簽名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入學方畢業”，和媽媽住在帝都，也就是一扭頭的事。

對於學習，對於學校，我從來沒有這么舍不得停下。對香港，我并沒有太喜歡，當然也沒有太討厭，不過是一個濕度很大人口很多的中小城市。對中大，也如此，甚至還沒有對教院的感情深。但是，我很慶幸在我的生命中有這么一瞬，離開家，離開我熟悉的一切，跌跌撞撞，進入一片陌生。也許是跳出來，才看得通透那北面的一切，優的劣的，強的弱的，我知道了中國其實沒有那么強壯，也并沒有那么不堪，我知道了民主其實可以不和集中綁在一起，我知道了其實我不是那么冷漠，我打心眼兒里愛我的國家，冷靜且理智。

當然，我明白了什麽是新聞，不僅明白，而且喜歡。這是我從前絕對不可能有膽量的表白。它不再是我找不到目標時候的救命稻草，也不再是爸媽公公的耳濡目染，更不是老師長輩給我定下的宿命，它終於不在是別人推給我的，而是我愿意選擇的，在眾多黑白灰中跳躍出的亮色。

這種確定的感覺實在是太美好了，讓我知道了希望是什麽滋味，我幾乎看到了10年，20年之後的我，這是我以前不愿意去設想的。我開始愿意讀書，一字一句地讀并為之著迷，我開始愿意爲了了解晦澀不明的理論去研究、討論、分析，我開始關心時事，我開始期待第二天的新聞，我開始對我在乎的東西、觀點、人有所謂，我開始據理力爭而不是遷就妥協。嗯，我也開始不愛逛街買衣服，我也開始省錢不天天打車。

整個4月，是滿滿的Deadline。我在昏天黑地的作業中忙碌著，我一天要寫兩篇論文，一周有三個Deadline，我通宵剪片，累到哭，哭到睡著，我喜歡Group project, 我討厭Group project，我的情緒在這極端的忙碌和壓力下接近失控，極度脆弱，極具攻擊性。

而我的學習，在明天，就要在這種高密的工作量中戛然而止了。在我剛剛適應，剛剛開始喜歡上在這裡學習，就結束了。

然後，我要回家了，然後，妖女要回家了，然後，我要回來了，但是，妖女卻不回來了……

我想我會繼續讀書，在未來。